第21章（2/2）

这陈耀祖干农活不得窍，又得不到别人的指点，农田很快荒芜，没了任何收成，只好吃父母的老本，而家中那点儿存粮，不到两年工夫也很快就见仓底了。陈耀祖面临着难以生存下去的问题，而他面对这样的窘境却束手无策。他有时候愁的彻夜难眠，也想不出个谋生之道——农活不会干，没任何手艺，做点小买卖更是没资本没经验……“看来，我的人生是走到尽头了”，有好几个夜晚他都这样喃喃自语。“与其等着被饿死，还不如自我了断，那样还痛快一点儿！”这是他吃玩家中最后一口余粮的那个晚上做出的决定。

第二天早晨，陈耀祖老早就起了床，穿戴整齐，洗漱完毕后，他跪在父母的灵位之前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，静静的凝视着父母的灵位，心中涌起无限的凄凉。又回想起自己曾经作为父母的骄傲，给他们的心灵上带去过无限的期望和莫大的安慰，到最后却落得个如此凄惨的下场，更是心潮翻滚，不能自已，两行滚烫的热泪不知不觉已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陈耀祖才从悲痛中回过神来。他擦干了眼泪，又对着父母的灵位郑重地拜了几拜，然后起身走出房门，将门窗拴好后，便沿着一条小道走出了村子。村里的人似乎谁也没有看见他走了，因为谁都不会去留意他的。

陈耀祖走的这条道是通往县城的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走这条道，可能是因为他早年参加考试的时候，经常走这条道，对这条道比较熟悉，出于本能的驱使才走的吧。这时候还是初春时节，正值乍暖还寒的时候，北方的风吹在脸上也还会刀割般的疼。但路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已不少，他们大部分不是早起干活的农民，也不是商贩，而主要是讨饭的乞丐。这些人有的只身前行；有的拖儿带女；有的三五结伴。每隔一段路就会遇见一两个或者三五个。

当陈耀祖经过两个女人的时候，被一只干枯的、黝黑的、沾满泥土手拉住了裤腿，他被吓了一跳，想逃走，但是裤腿被抓的很紧，无法挣脱，只好停了下来。这才看清了她们，由于两人都饿成了一把骨头，很难判断出她们的准确年龄，但凭经验大致可以猜测出，她们应该是母女关系。两人的头发都又长又乱，并且全都粘结在一起，就像头上顶了一堆乱草，而头发里面其实真掺杂着一些枯草和碎土石。她们身上穿的实在无法称作是“衣服”，而更象是一些条块相连、到处破洞的“布”！由于脸太瘦，她们的眼睛显得又大又深，充满了期待与渴望，但却格外呆滞，眼角布满黄而粘稠的眼屎，让人不敢直视。陈耀祖大致明白了她们要做什么。他正不知所措，就听年龄大的那个女人用微弱的、发涩的声音乞求道：“好心人，行行好吧，给点吃的，救救命吧。”。那个小女孩没有说话，但她祈求的眼神，干裂的嘴唇，以及因使劲咽唾沫而蠕动的喉咙，却更能说明她是多么渴望能够得到一口吃的。陈耀祖哪里有吃的？他自己还泥菩萨过江——自身难保呢。但他又实在不忍心因为自己的拒绝使这母女俩可能走向死亡。他极其为难的使劲想着给她们一些帮助的办法，尽管他十分清楚他的身上绝对没有带一点儿食物，他还是下意识地伸出两手在身上到处乱摸，并且还真在一个衣角处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。他把它掏出来，那是一个铜板，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考试时父亲给他的盘缠，他没舍得花，省下来，就留到了今天。他把它塞进那个女人手里说：“我身上没带吃的，你拿它换点儿吧。”。那女人看着手里的铜板，眼睛中交织着失望与希望的神情，无奈的松开了抓着陈耀祖裤腿的手。陈耀祖赶紧走开了。他边走边想：“原来这世上还有比我更可怜的人呢”这样一想，一股莫名的心酸与隐隐的轻松感涌上了他的心头。一路上又陆陆续续遇见许多乞讨者，他尽量躲开他们，不是怕他们要吃的，而是怕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。

大概中午时分，陈耀祖已进了城。此时他似乎已经忘了或者说淡化了自己此次出门的目的，自寻短见的心情没有那么迫切了。他顺着城中一条街道漫无目的的向前走了一段，就听前面闹哄哄的声音特别大。他再往前走了几步，就见一条小河上的一座石桥边围了一大群人，人群中间，一位老者正在跟几个官府中模样的人理论。就听那老者说：“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筹钱修起来的桥，你们凭什么收过桥费？”。那几个官差中有一个人骂道：“不知好歹的老东西！什么你们修的桥，这儿是县太爷管辖的地方，一切都由县太爷说了算，县太爷让收费，你们就得交，你不但不交，还带头闹事，你是不想活了吧！”。说着几个一起动手，噼里啪啦几下就把老人打倒在地，还不忘补踹上几脚，老人登时口鼻流血，动弹不得。旁边的百姓吓得不敢支声，好多人敢怒不敢言。那些打人者若无其事的大声叫唤：“想过桥的，就赶快交钱！”。于是，一些围观者陆续散开；有几个本打算过桥者，可能实在是交不起或不愿交费，踌躇了一会儿，摇摇头走开了；还有几个提着鸡、拎着鸡蛋、背着柴火、扛着布匹等等准备过桥去卖的，低头合计了好一阵子，可能觉着多少还有点儿赚头，就狠着心交了钱过去了。

陈耀祖目睹了整个事情的全过程，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，但是却无能为力。他再看看倒在地上的老人，他静静的躺在那里，偶尔会痛苦的□□一声，或者会微弱的抽搐一下手脚，接着就长时间的静止了。“是死了吗？”陈耀祖害怕得想，他不敢停留，转身往回走。

刚刚走了有四五十步，就又听到一阵嘈杂声。紧接着就有一个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人，背着一个包袱，拼命的从他面前跑过，后面有七八个壮汉紧随其后追了上来。那背着包袱的人径直跑到小桥跟前，像见到救星似的大声呼叫：“大人们快救救我，他们要抢劫我的银两！”话音未落，那些追他的人人已经赶上。为首的一个飞起一脚，踢在商人的屁股上，商人一个大马趴扑倒在地上。踢人者抢上一步，一把夺过商人的包袱，又在屁股上踏了一脚骂道：“妈的，狗东西，害老子追得好苦啊。”。他掂了掂包袱，沉甸甸的，看来足有三四十锭银子。他贪婪的笑着，嘬了嘬嘴，从包袱里取出两锭银子，嘻笑着交到那些官差的手里，说道：“大人们幸苦了，这点儿小意思，大人们喝酒去。”。那官差也不推辞，将银子接在手中，笑道：“张阿牛，又发财啦。”。那“张阿牛”眯着眼睛笑道：“多亏大人们照应。”。说完，领着随从们扬长而去。商人爬起来，跪在官差面前，哭喊着哀求：“大人们啊，他们抢走我的银子，那可是我一家人的活命钱啊，求求你们行行好，替我要回来吧。”。那些人不耐烦的说道：“去去去，我们是收过桥费的，又不是管你这破闲事的。”。之后，不管商人怎么样苦苦哀求，怎样歇斯底里的哭诉，那些人都置若罔闻，无动于衷。最终，商人无奈的哭着离开了。

如果说陈耀祖看到前面的事情，他还有同情和愤怒交织在一起的情绪的话，此时他已经失望和麻木了。他木木地继续往回走，他似乎忘记了或者说取消了此次出门的目的。他默默地走到一处僻静的城墙脚下，无力的坐了下去。他呆呆地靠着城墙坐了许久，目光呆滞，面无表情。眼前的人来人往、车水马龙、热闹喧嚣的场景，丝毫引不起他的注意，而这半日来所经历的几件事情和见到的几个人——清晨寒风中瑟瑟发抖、饥寒交迫的母女；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、生死未卜的老者；被抢光银两、前路渺茫、命运多舛的商人——却一遍又一遍的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，使他心烦意乱。这些人的遭遇在他脑海中频频闪现，又与他曾经的理想——尽管这个理想早已破灭——不断的交织、重叠、碰撞。他发现，他四十年来所秉持、追寻的理想，在今天这短短的半天所经历的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显得是那么的脆弱，是那么的不堪一击。这个理想清晨还残存于他内心最深处的某个角落，将会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消失，而现在，它却先于自己的生命，像柳絮一样，在风中四散飘零，分崩离析。而这理想的彻底幻灭带给陈耀祖的不再是绝望的痛苦，而是某种轻松的快慰。他不由自主的追溯起自己的过往人生：“我自小苦读圣贤之书，受着先贤思想的熏染，铭记着他们思想的淳淳教诲——大丈夫在世，当以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’为己任，当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当心怀天下苍生。我怀着这样的理想，在科举的道路上苦苦挣扎，最终没能成功。但是，假如我成功了，我真能做个关注民生，造福百姓的好官吗？我不会在这社会的大染缸里越染越黑吗？如果我不与一些人同流合污，我能不能在官场上立足今天这位我未曾谋面的县令，他在未考中之前，不是很可能像我一样怀揣崇高的、圣洁的理想的吗？可是现如今又是什么情况？在他管辖的一亩三分地内，官差盘剥百姓、作威作福、草菅人命；恶霸横行霸道、无法无天、以强凌弱；人民生活穷困、任人宰割、疲于奔命。他当初的理想又在哪儿？与其像他这样，为官一任，不但不能造福一方，反而祸害无穷，不如像我一样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起码不危害他人，难道不更好吗？”这样一想，陈耀祖心里居然兴奋起来。

他想回家了。

陈耀祖站起来，刚要走，忽然听见有人说：“谢谢恩人，快给恩人磕头。”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已有两个人跪在他面前磕起头来。他仔细一看，原来是早晨在路上碰见的那一对母女，一人手里各拿着半个馒头，正跪下感谢他呢。看来是他的那一个铜板发挥了作用。他赶快扶起母女二人。两人还要说什么，他心里明白，无非是些感谢的话，但他用手制止了，便转身离去。

走在路上，陈耀祖心里却在想：“看来我的一个铜板也救了两个人呀，虽然难保他们将来怎样，但至少他们暂时保住了性命。”。想到这里，陈耀祖有了一份小小的成就感，他心里萌发出一个朦胧而宏伟的想法来，他加快脚步走向家里。

陈耀祖回到家里，就像脱胎换骨，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他不再因端读书人的臭架子而自我封闭，也不再因自己是庄稼地里的门外汉而自卑自贱。他开始主动与邻里接近，拉下面子向人家借点儿吃的，以解燃眉之急；又厚着脸皮向人家借种子，以备春种之需。他不再怕遭人家的白眼，一个不借给，他找第二个第三个，一家不行，找第二家第三家。最终总有那抹不开面子的被他借到了，毕竟“好狗不咬上门的客”嘛，更何况，他本来就跟人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最多只是他“耽搁”了几家人的闺女的婚姻大事而已。

陈耀祖借到了种子，又刚好赶上春播时节，他便甩开膀子干起来。自己潜心琢磨，又虚心向人请教，既用心，又吃苦，很快摸着了门道，越干越顺手，越干越在行，今年的庄稼种得有模有样，连行家也挑不出多少毛病。这往后除草、灭虫、灌溉等等，陈耀祖都格外勤快，从不省着力气，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地里干活，最后一个离开。“皇天不负有心人”，到年底，陈耀祖得到了一个丰厚的回报，他的粮食亩产量在村子里占到了数一数二的位置。村里人开始对他刮目相看，有人开始主动与他交往，忙时约他一起干活，闲时偷空拉拉家常。更有那与他年龄相仿或小他几岁的，时常想约他喝个小酒、赌个小博什么的。

但是，陈耀祖此次努力且成功改变自己，他的目标绝不是做一个“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人不饿”的光棍汉；也不是只追求“一亩地，两头牛，老婆孩子热炕头”的所谓的理想的农民生活。他有更远大的理想和抱负，他要以他自己的方式救助天下劳苦大众，甚至改变这个社会！但他并不想单打独斗，更不愿闭门造车。成功的学会农业生产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，陈耀祖就在农闲时节不断的出门，到处游历，了解天下大势，遍访仁人志士。他尤其钟情于那些像他一样名落孙山却饱读诗书、又有真才实学和远大抱负的人。凡有志同道合者，他都与人家立下约定，要共谋一番大业。

经过一年多的奔走寻访，陈耀祖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，联络了七八十个志趣相投的人，大家一致立志要为拯救天下苍生做点事情。而越来越黑暗的社会现实，越来越窘迫的百姓生活，催促着他们要赶快行动。于是，在这年正月十二，陈耀祖向他拜访过的各路志士发出邀请，要成立一个组织来把他们的理想付诸行动。大家欣然应约，只几天的功夫，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八十九人，在陈耀祖的主持下，他们召开了一个大会，大家商议决定，组织名称就叫“救民会”。设会长一人，负责管理组织的全局事务，大家一致推选陈耀祖做了首任会长。又设副会长六人，分管一些具体事务，每个副会长又配备若干助理，是具体做事的人员。“救民会”的运作模式是，凡本会成员，每人交一份会费，作为组织活动的经费。缴费形式分实物（主要是粮食，衣物等）和货币两种，数额设下限不设上限，自身经济条件好者，采取自愿原则，可多交一些；条件不好者可本着最低标准交，但是可以在组织的活动中，出工出力更多一些。这些都靠个人主动自愿，没有硬性规定。“救民会”有了会费，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，开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救助穷苦大众的事情。救助形式主要有临时救困救急和定期开展慈善活动；具体救助方式则是根据救助对象的不同而不同，比如对老弱病残者，主要给他们以物质上的资助；对于年轻力壮者，则是帮助他们找到谋生之道，让他们尽可能自食其力。同时，这些受到救助的中青年人，根据自愿原则，有的被吸纳为“救民会”的成员；有的没有加入者，出于感恩的原因，也会以不同的方式为“救民会”做点事。这使得“救民会”的规模在短期内迅速扩大。后来为了更方便的开展工作，“救民会”分别在河南、陕西、云南、广东设了四个分会，根据就近原则，由本来生活在这四个地方的六个副会长中的李中、何奎、张华山、刑玉昆担任会长，分会所属成员也基本上是生活在当地的居民。另外两个分会设在东北，由原副会长付常青、郑宝刚任分会长。陈耀祖自然仍在东北地区，总理全国事务。至此，一个组织较为严密、规模较为庞大、影响日渐扩大的组织就诞生并壮大起来了。